1645年的剃发令之前，许多明朝遗民以为清军不过是又一个改朝换代的征服者——换一个皇帝，换一面旗帜，日子照过。然而，当“留头不留发，留发不留头”的诏令传到江南，人们才猛然意识到：这不是亡国，而是亡天下。
一、统一战线的形成：从“联虏平寇”到“联明抗清”
1644年清军入关后，南明弘光朝廷所面临的战略格局是复杂的。大顺军已占领北京，大西军纵横四川，清朝则在北方虎视眈眈。然而，南明决策层错误地奉行了“联虏平寇”政策，将农民军视为头号敌人，幻想借清军之手消灭“流寇”。这一战略不仅未能挽救南明，反而加速了自身的覆灭。
随着弘光、隆武等政权的相继瓦解，1646年，桂王朱由榔在肇庆称帝，年号永历。然而此时的南明朝廷已经山穷水尽。到1650年，何腾蛟、瞿式耜等南明官军主力在抗清战斗中先后覆灭，永历帝“除扈从外，无一卒一民为朝廷有”，沦为一个没有军队、没有地盘的空头皇帝。
正是在这种绝境中，此前被视为“流寇”的大西军余部伸出了援手。1647年，张献忠在四川西充抗清战死，临终前对他的养子孙可望、李定国等人留下遗言：“明朝三百年正统，未必遽绝，亦天意也。我死，尔急归明，毋为不义。”这句话如同一根接力棒，将抗清的使命从农民军领袖传递给了他的部下。
孙可望、李定国等人在继承张献忠的军事力量后，做出了一个关键性的决策：放弃“大西”国号，改奉明朝为正朔。1651年，大西军主力南下南宁，以武力清除朝中反对联合的大臣，迫使永历帝接受与大西军的合作。永历朝廷得以迁往贵州安龙，在大西军的庇护下继续存在。至此，“联明抗清”的格局正式形成。
二、统一战线的历史贡献：农民军撑起了南明天
永历朝与大西军的联合，使奄奄一息的南明政权获得了新的生命。以大西军为主体的抗清武装，不仅为永历帝提供了军事庇护，更在战场上创造了令人惊叹的战绩。
大西军在孙可望、李定国的经营下，以云贵为根据地，建立起一个巩固的抗清后方。他们实行严格的军纪，“一不杀人，二不放火，三不奸淫，四不宰耕牛，五不抢财货”，使云南一度成为“百姓乐业，插时恬熙，若不知有交兵者”的世外桃源。据史料记载，大西军每月供给永历朝廷“皇帝一员支米一石，妃嫔八名各支米三斗”——这一细节既折射出朝廷的窘迫，也体现了农民军对“正统”的尊重。
1652年，永历朝的抗清战争达到了顶峰。李定国率大西军主力八万人北伐，七月在桂林击毙清朝定南王孔有德，十一月又在衡州阵斩清敬谨亲王尼堪。一年之内，两蹶名王，李定国的威名“震动天下”。这是南明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战略反攻。
可惜的是，永历朝的抗清统一战线自始至终都面临着内部矛盾。孙可望与李定国之间的权力斗争日益激化，终于在1656年导致大西军分裂。1657年，孙可望兵败后投降清朝，将云贵地区的兵力部署、粮草储备、进军路线等核心机密尽数泄露。这一事件，成为永历朝覆灭的转折点。
三、统一战线与抗战的跨时空对望
站在今天回望这段历史，一个强烈的感受是：永历朝与大西军的“联明抗清”，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建立的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”，在本质上有着惊人的相似。
两者都是在民族危亡的关头，曾经的阶级敌人——一个视农民军为“流寇”，一个视共产党为“赤匪”——在“亡天下”的共同威胁下，被迫放下旧怨，联合救亡。然而，两个统一战线的结局却截然不同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撑到了胜利的那一天；永历朝的“联明抗清”，却以内讧和覆灭告终。
原因只有一个：时机。
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虽然在1937年之前经历了“九一八”后长达六年的曲折磨合，但最终赶在全面战争爆发前、国家主力尚存的情况下正式形成。而永历朝的“联明抗清”，则是在南明正规军已经基本打光、永历帝“无一卒一民”的绝境中，才被迫“想起来”要借农民军之力。而此时的农民军，也都只是残部了。
更深层的原因，是南明士大夫阶层根深蒂固的偏见。史可法至死不悟的“联虏平寇”，本质上是将阶级仇恨置于民族大义之上。直到清军的屠刀砍到自己脖子上，直到南明的正规军被消灭殆尽，他们才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，接受与农民军的联合。这种态度，注定了这个统一战线的先天脆弱和后天动荡。
1662年，永历帝在昆明被吴三桂绞杀。消息传来，正在滇缅边境坚持抗清的李定国“披发徒跣，号哭抢地”，数日不能进食，不久病逝。临终前，他对儿子和部下说：“宁死荒外，勿降也。”
此后，大顺军余部组成的“夔东十三家”仍在川东鄂西山区独立抗清，直至1664年覆灭。至此，历经十八年、波及大半个中国的南明抗清运动，终于落下帷幕。
四、历史启示：
永历朝与大西军的抗清统一战线，虽然最终失败，却留下了两个值得铭记的启示：
第一，在“亡天下”的绝境面前，任何偏见与仇恨都必须让位于民族大义。“兄弟阋于墙，外御其侮”——这句古老的格言，在1645年的剃发令后得到了最惨烈的印证，也在1937年的卢沟桥炮声中得到了最坚定的回响。
第二，在民族矛盾优先于阶级矛盾的判断下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是统一的。劳动人民永远是最爱国的，而统治者面对外敌更容易动摇和妥协。无论抗清战争还是抗日战争，都体现出这一特征。而如果认为阶级矛盾优先于民族矛盾，则不论是史可法的“联虏平寇”，还是立三路线的“武装保卫苏联”之类，必定会因不得人心而失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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